劳动论丨去殖民化与跨国主义的劳动法

　　布莱克特教授对跨国劳动法的兴趣，是从对劳动法历史的研究开始的。把奴隶制、殖民化等不自由的劳动形式和劳动法联系在一起，可以帮助人超越局限于工业革命的“普世主义”劳动规范，看到自下而上争取权利的运动对于立法的核心作用。常规的法律研究倾向于抛开法律原则诞生的背景，把法律视为无历史的抽象原则。发现一条法律原则建立在历史错误之上是令人不安的。但必须揭开隐藏在劳动法背后的“定居者殖民主义假设”，才能深入地思考该如何克服那些延续至今的假设。

　　研究国际劳动法历史时，布莱克特教授注意到“国际劳动法被国际法他者化”的趋势并非一向如此。起初的劳动法包含大量国际法的内容，只是到了战后，国际劳工组织的重点才开始转向人权以及国际经济法。她对这种他者化提出了质疑，并强调有必要把种族问题放回国际劳动法研究中。

　　去殖民化的视角也让布莱克特教授把关注重点放在所谓的“非典型”雇工上，如关注被常规的劳动法排除在外的家政工人，研究烹饪书等替代性历史资料。她从中看到了工人积极的抵抗，以及他们在劳动法确立方面的主动性。

　　隆德大学的法律学者阿明·帕萨（Amin Parsa）和尼克拉斯·塞尔伯格（Niklas Selberg）采访了国际劳动法教授阿黛尔·布莱克特（Adelle Blackett），讨论了劳动法去殖民化的问题，以及把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放到劳动法核心处意味着什么。

　　采访的最后，布莱克特教授谈到她对最近“黑命攸关”运动的理解，在全球疫情危机以及黑人权力运动再次高涨的当下，人们更加需要认识到劳动法是以社会问题为出发点的。法律教师在教学时需要从劳动法的反抗性历史出发，以便学生意识到法律与社会运动，和他们作为法律从业者的责任。

　　本文原载于twailr，原文链接见文末。

　　2020年11月3日，美国西雅图，一名抗议者在反种族主义抗议活动中挥舞着一面写着“黑命攸关”的旗帜。阿明&尼克拉斯：你正在从事一个关于劳动法去殖民化的项目。你是如何开始这种尝试的？这个项目都包含什么内容？阿黛尔·布莱克特：我觉得我在劳动法领域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研究这个问题，只是不一定用这样的名字称呼它。我最早在国际劳动法领域的工作都是回顾性的，从历史的视角把那些封闭在特定智识轨道内的论题重新组织进一个更广的轨道。要想超出那种认为劳动法只和工业革命有关的项目，就意味着要把奴隶制、殖民化和各种形式的不自由的长程历史联系在一起，看它们如何与劳动法交织。这样，这个项目是要把对世界的理解编织在一起——我们逐渐能带着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它与奴役和殖民化密不可分），从劳动法学科内部讨论这些交织。

　　阿明&尼克拉斯：在劳动法和资本主义的交叉这一点上，你认为你延续了先前谁的工作吗？

　　阿黛尔：奴隶制领域的经典思想家们在智识上无疑都对我有很大的恩泽。这项工作的许多方面都是始于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Capitalism and Slavery）。我们见证了由他在1940年引领了这一研究的兴趣复兴，这一点从斯文·贝克尔（Sven Beckert）、格雷·格兰丁（Greg Grandin）等人的工作中也能看得出来，他们把劳动史与资本历史的深刻交织方式整合在了一起。在种族资本主义方面，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 Robinson）的作品至关重要——它追溯了一段更长的故事，深入讨论了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之前我们如何理解欧洲和种族划分。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和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的作品也很有帮助，但劳动法学者很少会接触到这些思想家。

　　我的思考轨迹是从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开始的，比如劳动和贸易的关联，以及为什么我们要重新思考这种关联。如果你从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它，就会看到劳动和贸易是密不可分的。我刚开始讨论这一联系时，曾在一条脚注里提到了对劳动和贸易的关联进行批判性种族理论分析的空间。我的一个同事指着这条脚注问，“你是什么意思？再深入一点”。脚注对我来说不仅是占位符，而是体现了我在应对这样一件事：我在这一领域内看到的讨论对我来说还不够完整。我已经在试图探索和深化这一讨论了。那些脚注要求我负责继续推进它们。我的一大部分思考轨迹都在于扩展这些脚注、把对我来说基于我自身的社群历史的要素，以及在我看来一体的智识轨迹汇集在一起。最后我终于可以迈出一步，把这个项目界定为去殖民化的一部分，作为改变该学科的集体工作的一部分。

　　阿明&尼克拉斯：在这个研究进程的后半段，出现了跨国劳动法的概念。你能讨论一下这两者的关系吗？

　　阿黛尔：那段时间我感觉我工作是个很大的项目。跨国劳动法是摆脱那种纯粹以威斯特伐利亚式（Westphalian）的“规范的等级制”看待国际劳动法的一步；以威斯特伐利亚的方式来看：“各国制定国际法，通过二元或一元的传统，国际法将在各国的国内法中发挥作用，并伴随着一系列通过实施和法院程序执行等方式进行的传统立法程序”——这个公认的故事把国家或国内假定为合适的管制空间。但这个我们熟知的故事正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跨国”提供了一种开放的方式，但它并非毫无风险。人们担心某些围绕跨国法的理论使我们脱离了侧重于为人民、政体和社区的权利主张赋予合法性的框架，转而把我们引向商人习惯法（lex mercatoria），还有根本不对这些政体负责的大公司。“跨国劳动法”的构想试图处理我们在劳动法领域内已经清楚的事情——社会运动对社会变革的核心重要性，自下而上的权利框架，并思考再分配要求如何成为关注重点的重要性。

　　研究对劳动的管制如何在空间和时间上与经济管理分离，对于理解跨国劳动法来说至关重要。“跨国”侧重于重新思考法律本身应该被看做是什么东西的体现，它意味着采取更多元主义的立法视角，认为工人等行动者能够对他们自己的劳动条件的决定起到作用。劳工的维度让跨国法着眼于相对权力的问题，并对危害及可能性保持关切。我在跨国劳动法方面的工作试图以反霸权的法律争论和法律制定为核心，拓展讨论的范围。

　　这些争论的核心是，要重新思考在怎样的层面上治理劳动是合适的。我的工作挑战了这样一种假设，即自然且恰当地说来，劳动只属于国内治理的范围，我也质疑了“只有商业才应该在跨国的层面上自由化”的假设。我们知道，“自由化”意味着在不同治理层面上进行管理——通常是通过双边投资协定等硬法文书进行的。我研究项目破除了那种认为国家层面的管理最适当这一基本假定。当我这样表达，我是很谨慎的，因为我并不是说通过对跨国劳动法进行理论思考，人们就应当只从（或者说主要从）超出单个国家的层面进行管理。相反，我质疑的是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把劳动视为纯国内事务，从而维持了一种深刻的不对称性。欧洲的经验尖锐地表明了社会维度上的治理的不对称性的危险；因此，这项研究逐渐把我引向战后结构的思想史。斯洛博德文·奎因（Slobodian Quinn）的一些研究尤其有助于理解经济在国际层面上十分积极的作用，以及想从国内以外的其他治理层面处理社会问题时会遭到的强烈阻力——这成了涉及到跨国法项目该如何研究的一个关键部分。

　　阿明&尼克拉斯：对过去的思考如何（或者说应当如何）影响现在的法律教育、学术界的组织和法律实践呢？法律学者往往是律师的教育者。我们该如何把这些洞察带入我们的教学中？

　　阿黛尔：这些是我在自己的教学中每天都在努力应对的问题。法律的许多部分实际上都是对过去的遗忘。比如，认为法律原则是从先例中提炼出来的观念，通常会想尽量剥离上下文，只保留狭窄的法律原则以指导未来的解释。这个过程本身在继承了抽象原则的同时把过去抛置脑后。围绕去殖民化的许多运动都是关于记住过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延续下来的原则的挑战。最明显的例子是关于被奴役者的财产法、保险法等案例。如果教授奴隶制下的案例却没有意识到把法律原则建立在历史错误之上的矛盾性，这种做法会暗含暴力。它是让过去在现在继续延续的核心。法律的去殖民化要求我们记住我们的原则来自哪里，并努力思考是否、如何让它们指导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教学的一部分是要表明过去如何且为何重要，承认它给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投下的阴影。这个工作是艰难的。它让许多学者和学科感到不安，因为我们不是简单地说“我们在做其他事情，我们要提出一个新的学科，比如‘去殖民化法律研究’“，而是说“这会出现在你的劳动法课上，那会出现在你的财产法课上”。这涉及到根本性的重新思考以及替代的方法论，涉及到在一般课程中开展一系列不同的对话。

　　阿明&尼克拉斯：在准备这次采访的过程中，我们读了你的几篇作品，尤其是“追随水瓢（Follow the Drinking Gourd）”对我们很有启发。不仅因为它的内容，也因为它为教师和研究人员提供了实践蓝图。在那篇文章中，你提到了某些法律问题的表述引起的麻烦，并呼吁要“重建规范（rebuild the canon）”。你能展开讲讲劳动法去殖民化背后的认识论预设和方法论工具吗？谁能产生这种知识，谁能成为它的盟友？（劳工）法律的去殖民化本身是如何本地化的？它根据所处的位置和立场会有何不同？

　　阿黛尔：我从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核心认识论假设出发——这种假设还在延续。过去在现在的延续往往很难应对。关于遗产的话语尽管重要，但也可能掩盖种族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比如它在监狱劳动以及对黑人、对土著人口的大规模监禁中的延续。殖民的对立面不是后殖民，而是反殖民，是去殖民化，这是一个积极的过程。种族主义的对立面不是也非种族主义，而是反种族主义——正如此刻我们看到的。寻找能够中立地应用的法律原则和规则的做法，遭到了这些论断的深刻挑战。

　　我们的出发点对我们的学科来说非常关键。在劳动法领域，我们为了开始就必须认识到那些被当做普遍的、可转移的、适合于整个工作世界的劳动模式的范围实际上多么狭窄。不然，我们就会重复对北方发达国家的所谓非典型、但在实际上非常典型的工人（有时也被称为北方的南方）的抹除，并加剧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劳动法框架与劳动力市场之间严重的不协调。承认这种不协调，并非是要进一步稳固这些深切的剥削状况，而是要质疑被我们视为合适、恰当的范式。这些包含着一套基于生产/消费的经济运行模式的范式，正遭到气候正义和土著运动的质疑。

　　阿明&尼克拉斯：旧烹饪书对于你分析一段通往家政工作规范的历史轨迹来说非常关键。致力于去殖民化和（或）跨国主义的劳动法研究，会带出哪些替代性的资料来源、主题、联系和实践？

　　阿黛尔：我承认我是偶然发现那些烹饪书的。它们令我大开眼界，因为我总是会被历史资料吸引。我目前的工作让我回去看国际劳工组织（ILO）和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档案，考察对于劳动究竟是什么的基本理解曾经是怎样的；注意到我们现在在奴隶制、劳动和强迫劳动的区分之间建立的断裂，在那个历史时刻根本还不确定，确实令人震惊。事实上，在包括ILO和它的首任总干事等主要的行动者看来，这三者的联系是颇为明显的。烹饪书也是历史资料，但是正如你正确指出的，它是个根本不会被当做资料的资料。它们巧妙地关注到，当你带着对性别的重点关注、带着外来者的视角和深切的承诺，投向“法律的制定者是劳动法的主体”这一理念时，会发生什么。工人们不只是在那里，他们还积极地、当然是抵抗着、创造性地在他们拥有的一切空间内重新制定他们的雇佣条款。

　　家务劳动中留不下多少人工制品。一个干净的孩子一个小时后就不干净了，食物被吃光，整洁的房间再次变脏。但烹饪书尽管非常间接，却确实保留了下来。出版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在普遍文盲的时代一群工人能实现这种交流方式。这些书不是包罗万象的小说或自传，但尤其是当你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时，这些材料会让你受益匪浅。我认真读了食谱和相关的传记，学到了很多东西。由此人们可以形成关于事情的意味，以及工人如何应对情况、传递重要信息、留下记录的深刻的人道意识。所以没错，烹饪书是资料来源。烹饪起源故事的重新流行（究竟是谁做出了这些南方菜？）使得一些资料被保留下来。这些资料开始被数字化，一种规范开始被接受下来。我浏览这些资料时，被我当做规范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认识：一种对法律制定的法律多元主义理解，对由于这些家庭里的行动者而产生的力量保持敏感。他们深刻地理解这种力量，工人本身有时也能（以往往很微妙方式）超越这些力量，因为这些工人比谁都更清楚不同位置的施压点在哪里，清楚他们所在的家庭-工作场所中的依赖性。

　　2021年4月12日，乍得首都恩贾梅纳，妇女们每天12个小时粉碎砖石，作为廉价混凝土的补充物出售。阿明&尼克拉斯：国际法，哪怕是像第三世界国际法方针（TWAIL）这样的最进步的表述，都令人惊讶地忽视了劳动法。事实上你注意到国际劳动法被国际法他者化（othered）了。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他者化？如何改变这个过程？阿黛尔：这个问题很重要。考察国际劳动法历史时，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人们会发现这种偏离并非向来如此。当国际劳动法首次出现，它其实是个典型的国际法。ILO（国际劳工组织）是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幸存下来的部分，它包括大量的国际法。在战后时期之后人们开始注意到一种转变，尤其是转向人权及国际经济法的内容，这两者都和国际劳动法直接相关，并且包含了国际劳动法。所以今天的国际劳动法确实远非国际法的核心，尽管工作和人们过去说的国际劳动分工十分重要，其性质也在不断变化。人们需要找理由谈论国际劳动法，就像我最近趁着ILO一百周年纪念在一份主要国际法杂志上做的讨论。

　　国际劳动法的他者化的一部分原因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ILO着眼于以非常审慎、详细的方式，通过一些特殊形式的国家的管制，来把世界和平与社会正义联系起来。ILO的框架对于建设福利国家的贡献，在那些更进步的国家恰恰显现不出来——普世主义的ILO对北方发达国家来说显得无关紧要。另一方面，ILO又被当做一种能用来管理其他地区的技术合作手段，它成了把“现代工业人”的霸权观念从工业化市场经济输出到“第三世界”的基础，而忽视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及组织的结构和活力。普世主义劳动规范被描述为一般劳动法。但它们只涵盖了不到10%的劳动力市场，这一点完全被忽视了。

　　我在加拿大做第一份法律工作时，一位更有经验的合作伙伴得知我曾经在ILO工作过，他翻了翻白眼说：“哦，假如ILO一定要拯救我们……”。这家公司后来成为向ILO的结社自由委员会（Freedom of Association Committee）提交案例的主要公司之一，并鼓励加拿大最高法院依据国际劳工标准解释加拿大宪法中的《权利与自由宪章》（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国际劳动法的条文里有很强的人权主张。如果你有一个着眼于建设福利国家的框架，并且看到那种以自由主义为内核的进路日益瓦解——换句话说，国家表现出维持福利国家的能力或作出承诺——那么来自国际劳动法的条文将成为在北方发达国家抵抗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福利国家解体的重要力量。

　　在南方国家，国际劳动法的“他者化”会影响第三世界参与对抗种族资本主义和现行的殖民主义的历史记忆。ILO是一个能让许多去殖民化斗争显出特殊意义的制度结构，反种族隔离运动就是一个重要例子。南非在1963年被迫退出ILO，三十年内没有再加入。这是第三世界与ILO的工人团体一道，利用这一空间进行动员，推动定居者殖民主义和劳工进行清算的一部分。人们也许可以用之后的说法，把那段时期称为对种族资本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贯穿于关联着种族隔离和劳工的干预中。ILO一直在呼吁变革——甚至当即将成为总统的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出狱时，他在1990年发表讲话的第一个论坛就是ILO，并肯定了该组织的努力。这段对ILO中发生的事情的叙述和参与，以及为什么国际劳动法对种族和奴隶制问题越来越保持沉默，在TWAIL（第三世界国际法方针）的研究中几乎没有被提到。虽然1944年的《费城宣言》（Declaration of Philadelphia）把ILO摆在解决种族歧视问题的前线，2019年的《国际劳工组织百年宣言》（Centenary Declaration of the ILO）中却完全没有提到种族问题。

　　说到这个，我注意到批判性种族理论（CRT）学者和TWAIL学者之间正在开展一场激动人心的当代讨论，我也有幸参与了部分讨论；讨论谨慎地围绕奴隶制和种族资本主义展开，并提供了直接摆明这些关联的空间。这应当能为详细讨论CRT和TWAIL内部的国际劳动法敞开空间。滕达依·阿基姆（Tendayi Achiume）和艾斯利·巴里（Asli Bli）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关于CRT和TWAIL的对话（之后在UCLA法律评论[UCLA Law Review]上还有一场研讨班），为社会参与创造了空间。阿德里安·史密斯（Adrian Smith）的《对第三世界国际法方针的反思》（TWAILR Reflection）是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看到其他几个发言人——奥比奥拉·奥卡弗（Obiora Chinedu Okafor）、蒂蒂拉约·阿德博拉（Titilayo Adebola）和巴什马·阿拉米（Basema Al-Alami）——也在ILO上提到了TWAIL的话题，让我很高兴。

　　阿明&尼克拉斯：国际法学者能从国际劳动法中学到什么，尤其是在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问题方面能学到什么呢？比如安妮·奥尔福德（Anne Orford）为了对抗“自由国际主义”，提出需要一个所谓“提社会问题（asking the social question）”的项目：“我们该如何限制市场要求一切都为其逻辑牺牲的那种能力？”国际劳工律师不是一直在问这种问题吗？国际律师从你的跨国、国际、去殖民化劳动法项目里学到什么，会让你最开心？

　　阿黛尔：谢谢你这样问，我很喜欢这个问题。我真的很欣赏安妮·奥尔福德在她的作品中对他者化的集中批判。她的工作确实清晰地讲出了国际劳动法在当代的边缘化，以及我们中的一些人在过去十年来——尤其是通过劳动法和发展研究实验室（Labour Law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Laboratory）——如何试图扭转这种趋势。我们注意到这个领域的核心方面已经太过他者化了，以至于领域内的一些领先的学者也没有意识到它是最近积极地把它重新放回中心的项目的一部分。

　　一部分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重新唤起对国际劳动法的核心出发点的理解——国际劳动法都是关于社会问题的。有时它涉及的不是离开而是深入国际劳动法的“颗粒性”（granularity）。这是个相当具体的法律条文，有时显得难以接近，它的语言可能不如人权条约那样令人熟悉。它有点像是对提“社会问题”的抽象做法的夸张模仿——过去的一个世纪以来它始终在精确、谨慎地这样做着。

　　关于国际劳动法如何关注“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的咨询性或者参与性特征。换句话说，它不仅是法律条文，而是一种进路，它是对社会运动的有力介入，也是关键的参与者（它对目前ILO的三方性的局限做出了十分关键的批判性介入），它是根植于对工作场所的经验和理解的法律制定。

　　那么能让我最开心的会是什么，我最希望自己的项目中被学走什么？是一种以被边缘化的声音和社会运动为核心的国际劳动法，以及如何加强这些声音和社会运动的方法。对于一个重新思考国际法的项目来说，关键要从对劳动的重点关注和重新思考开始——劳动当然是个社会问题，但人们要认识到这个社会问题调节着经济，而不是某种外在于经济的东西。ILO对这个问题也有深刻理解，甚至把它写进了《1944年费城宣言》。

　　1944年5月17日，《费城宣言》在华盛顿特区的白宫签署。我自己着眼于历史的关于定居者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的研究工作提醒人们，在讨论国际劳动法时，必须把土地摆在核心位置。我们需要处理劳动和土地的关系，这是参与去殖民化主张和气候正义的关键方式。我们在应对新冠疫情的同时还面临许多“流行病”，人们就它们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不平等的流行病，种族不正义的流行病。鉴于此，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呼吁，即全球新政。秘书长的呼吁和奥尔福德的呼吁类似，在我看来，它们触及的内容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处于国际劳动法的核心位置。这些争论在国际劳动法领域屋里如何都不算新了，但这些问题仍然紧迫。

　　阿明&尼克拉斯：我们再次见证了世界各地抗议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民众的动员。抗议的起因是乔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被美国一名警察谋杀。正如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被杀害激起了“黑命攸关”运动，佛洛伊德和迈克尔·布朗（Mike Brown）、埃里克·加纳（Eric Gardner），布莱娜·泰勒（Breonna Tylor）等许多人一样，是警制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暴力的受害者。“黑命攸关”运动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美国。最近安吉拉·戴维斯指出，如果忽视种族因素，我们就无法充分理解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同样地，如果不能准确意识到警察的种族功能，就无法理解警察暴力及其成因。当我们讨论（劳工）法律的去殖民化时，我们如何同时理解它在各个地方的具体表现，以及全球范围内关于种族主义警察暴力——作为一种确立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技术——的共同经验？

　　阿黛尔：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谢谢你的提问。我完全同意。我们正处在处理种族资本主义在社会规制中的核心位置的关键时刻。这一点在美国的背景下体现得十分具体，但这个问题绝不只限于美国。我们在劳动力市场中也十分强烈、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许多人说新冠疫情让这些断层线暴露了出来——尤其那些必要劳动者是黑人工人、土著工人、种族化的工人，他们很难不去工作场所，因此最容易感染病毒。这些工人的死亡人数是不成比例的。我们看到了矛盾，正在描绘种族分层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体现，以及种族分层对于我们的社会持续的组织与照料过程来说多么关键。我们的出发点是要认识到，长达数百年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遗留下来的问题依然深刻、尚未结束，且奴隶贸易是全球性的，大多数国家都卷入其中。北方国家从中受益匪浅。它的延续体现在包括定居者殖民主义在内的殖民关系中，也贯穿于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中。它通过取得劳工权利、参与劳工运动的能力的不对称性延续下来。

　　我们必须问自己的其中一个问题是，我们在这种排斥性的基础上建立的框架，是否是我们为了动摇这些排斥所需要的框架？在劳工权利遭到严重侵犯、国际金融机构等国际机构很容易把工人和工会称为享有特权的少数派的时刻，这些问题不能被轻描淡写地带过。我们需要对那些挑战排斥框架的基点格外留神，因为它们能够——这是个常见的策略——让不同类别的工人彼此对立，而不是挑战那些依赖于这些区分的结构。

　　这一类问题也出现在杜波依斯（W.E.B. Du Bois）关于美国第一次重建的作品中，目前这个时刻（至少在美国语境下）被罗宾·凯利（Robin Kelley）等重要的思想家恰当地称为第三次重建。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是第二次重建，关于为什么在那个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盛行的时期，这场运动把教育当做争取包容的诉讼策略的核心，而不是选择隔离程度很高的工作场所，有许多很有启发性的研究。今年夏天围绕“黑命攸关”运动的第三次重建还尚未完成，它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美国黑人社区、土著社区以及那些承受殖民主义残余的人身处的更广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第三次重建也包括迫使劳动法框架承认并纠正其它自身的种族排斥。

　　我的许多工作都集中关注家政工人，他们实际上已经被劳动法排除在外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寻求一种能把他们包含在内的对劳动法改写吗？从这一框架出发，意味着要拓展对代表制和社会保护的理解。把那些工人包含在内的意图对我们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做一些更深层次的事情：看看如果把护理工作看做劳动法规的核心，意味着什么。这些只是几个例子，说明了调整关注点将会带出许多问题。我认为当前的“黑命攸关”运动能让我们更敏锐地看待这些问题——它们既非离题，也它们不是附带性的，而是对我们理解该领域的方式提出的根本性挑战，此刻我们需要更仔细地考察它们。

　　阿明&尼克拉斯：奥德雷·洛德（Audre Lorde）提出过一个观点，“黑命攸关运动”也经常提到它：“主人的工具永远不会拆除主人的房子”，这一点和与劳工律师有关吗？如果有关，那么劳动法应当从洛德的态度中吸取什么？这里，我们可能会想到“黑命攸关”与国际码头及仓储工会（International Longshore and Warehouse Union）的有组织劳工成员之间建立的深刻联系，码头及仓储工会的成员在2015和2020年6月也组织罢工支持了“黑命攸关”运动。

　　阿黛尔：这一点很关键。如果我们重新定义劳动是什么，就也会重新定义劳动行动将是什么。在有关（不同背景下的）移民工人权利的最好的传统中，我们看到对劳工问题的理解已经发生了转变，人们开始问：哪些问题是和你重点关注的工人的关切最相关的。

　　这个问题更早的版本在现在已经得到了更广泛的理解，它涉及到到性别、儿童保育等问题。那些问题最初也遭遇过类似的回应，有人说：“好吧，典型的工作者也包括有养育儿女责任的女性，所以也应该包括有养育儿女责任的男性。”现在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到种族资本主义上，“黑命攸关”运动就会显得非常不同且相当根本。我们又怎么能不提出关于反种种族主义斗争的主张呢？

　　比如，如果我们把罢工（通常会被放在工业化框架下理解）和奴隶起义，以及在许多殖民地爆发的为停止强制劳动而进行的罢工放在一起分析，我们会看出什么？它们都和工人的集体行动关系密切，工人主动拒绝他们的劳动力，并在此过程中肯定他们作为人的尊严。他们的行动都基于对自己的自由的理解，这种自由包括反抗他们自身的受奴役状态的权利。这一出发点是劳动法的解放目标的核心。我正是从这个点出发看待劳工斗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准备把罢工移交出去，称它为主人的工具。相反，关于劳动法创立过程的叙事，我们要强调它还有更久远、更厚重的历史。

　　阿明&尼克拉斯：在这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美国有多少人在发现马丁·路德·金经常谈论劳工问题的时候，会感到非常惊讶。“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众所周知的，但其他的历史却鲜为人知，比如他在1968年对罢工的孟菲斯（Memphis）环卫工人的演讲。

　　阿戴尔：我刚刚为《工作民主化》（Democratizing Work）宣言写了一篇短文，最近由Les ditions Le Seuil出版。我们熟知的马丁·路德·金在他的“我已达至顶峰（I’ve been to the Mountaintop）”演讲中的大部分内容，其实是他在1968年4月为支持孟菲斯环卫工人罢工的集会上讲出的。金知道去孟菲斯会非常危险，但去那里是他对穷人运动（Poor People’s Campaign）的理解的一部分，也是出于建立能深切地支持最边缘化的工人的结构的需要。环卫工人遭受着极度的蔑视；他们的生活、尊严和工作条件都极其恶劣。金来到他们中间，坚持罢工的权利——罢工的权利与“我是一个男人”的声明联系在一起。它太根本了。我们作为劳工运动的参与者怎么能忽视这种表述的力量，把对重建的呼唤当成外在于劳动法的东西呢，这令我深感不安。

　　现在是时候离开文森特·哈定（Vincent Harding）所谓的“老套的金”，走向那个作为“让人为难的英雄”的金：他看到了这些关联，并逐渐把它们放到自己的纲领的核心处。金是有先见之明的：他知道那些拥护更自由的愿景的人能够接受基本的公民权利，比如不会因为想投票而被殴打（要在美国对选民持续的大范围压制的背景下理解这一点），但会对孟菲斯环卫工人罢工所争取的那种社会经济权利以及金主张的更广的穷人运动深感不安。有人在1967年问金‘我们将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在都在问的。金的大部分议程，包括如全民基本收入，在今天仍然和我们密切相关。

　　阿明&尼克拉斯：我们作为（法律）学者，如何能促成从时机到运动，再从运动到有原则的、反思性的承诺和激进的社会变革的转变？

　　阿黛尔：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机。我们必须教授它。我会从金关于环卫工人罢工的演讲的选段开始讲我的劳动法课程。这是为了提醒学生争取种族正义、气候正义、土著权利的社会行动与劳动法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然后在我们研究劳动法框架的技术细节时，学生就能看到它实现了什么，也会看到它封闭和排除了什么；因为他们对劳动法的目标有了不同的视角。在教授国际劳动法时，要关注这个学科失去的、未说出口的、更广的历史，要把它们带上前台，以便让教学保持法律工作的变革性潜力——学生有责任接继这项工作。

　　作为法律学者，我们有责任和学生进行真诚的讨论，我们提供的视野是开放和有目的的，而不是受限、狭隘的。法学院不仅是从业者的培训场所，不是律师培训学校（Bar School），它在大学之内是有原因的。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学科，有时会让自己忘记这一点，太容易让自己受当地和国际律师协会的指挥；但它们也知道法律界正在从它们手下发生变化，它们也需要提出替代方案。现在人们需要能处理更广的替代方案的人。

　　这涉及到更清楚地看到种族不正义。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或许不只是因为记录乔治·佛洛伊德被杀害的那段骇人听闻的8分46秒录像，也因为我们经历了一场全球流行病的突然变化，这迫使我们停下来，警觉到我们固有的脆弱性，并承认倾听和行动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已经看到在我们的引领下世界正发生多么迅速的变化，我们就需要专注于建立一个学习环境，让我们的学生能在一个亟需变化的世界中处理核心议题。这会让人觉得害怕，因为事实就是如此，但为激进的社会变革争取空间也非常重要。

　　另一个方面则出自一切严肃的实践参与。我们的这个项目是共同的，并不是教育者走进来教书就可以了，教学是共同的——学生在很多时候也是老师。有许多学生都走上街提出他们的呼吁。这挑战了法学界的既定假设，即学生会来找我们，让我们把“如何像律师一样思考”填充进他们的头脑；TWAIL传统下的批判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在质疑这一点。现在我们正做着截然不同的事，目前这样的时机或许为澄清这一点提供了略多一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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