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构建执行程序构造 完善财产刑执行法律机制

　　图一：2016年至2020年北京三中院刑事涉财产案件和财产刑执行案件数量情况

　　图二：2016年至2020年北京三中院刑事涉财产案件及财产刑执行案件金额情况

　　核心提示：在我国现行刑法中，财产刑属于附加刑，包括罚金和没收财产。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财产权的重要性显著提升，财产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也相应提高。但现行刑事财产刑执行程序存在一些不够完善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财产刑执行的成效，这与其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极不相称。为了探究财产刑执行难题的具体原因，推动财产刑执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成立课题组以2016年至2020年该院受理的财产刑执行案件为样本，开展了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一、基本情况

　　1.涉罚金刑案件在财产刑案件中占比较高。2016年至2020年，北京三中院受理的刑事涉财产执行案件数量稳中有降，共受理刑事涉财产执行案件687件，其中涉及罚金和没收财产的财产刑案件共417件，占比约为61%，涉罚金刑的案件占财产刑案件的比例更是高达64%。具体来说，2016年受理174件，涉罚金44件，涉没收财产83件；2017年受理138件，涉罚金53件，涉没收财产9件；2018年受理197件，涉罚金96件，涉没收财产43件；2019年受理93件，涉罚金27件，涉没收财产4件；2020年受理85件，涉罚金46件，涉没收财产12件（见图一）。可见，财产刑案件对于刑事涉财产案件执行的质效影响较大，而涉罚金刑案件的执行则直接关系到财产刑案件的执行效果。

　　2.财产刑案件申请执行标的额较大。2016年至2020年，北京三中院受理的刑事涉财产执行案件申请标的额共计25.8亿元，财产刑案件申请标的额共计12.46亿元，占全部刑事涉财产执行案件申请标的额的48%。其中，2016年刑事涉财产执行案件申请标的额4.5亿元，财产刑案件申请标的额为0.54亿元，占比12%；2017年两项数额分别为2.36亿元和1.87亿元，占比79%；2018年两项数额分别为10.41亿元和7.2亿元，占比69%；2019年两项数额分别为7.31亿元和2.45亿元，占比34%；2020年两项数额分别为1.22亿元和0.4亿元，占比33%（见图二）。可见，财产刑案件申请执行标的额在刑事涉财产执行案件申请标的额中的占比较大。原因在于财产刑适用率较高，在现行刑法及修正案规定的424个罪名中，适用财产刑的罪名多达203个，占所有罪名总数的47.88%，且我国刑法分则对判处财产刑的犯罪主要采取“必并制”的立法模式。所以财产刑案件执行情况直接关系到刑事涉财产案件的整体执行到位率。

　　3.财产刑案件执行完毕率偏低。课题组从近五年来该院受理的财产刑案件中随机选取了109件，其中以执行完毕方式结案的36件，涉罚金26件，涉没收财产10件，合计占比33%；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的63件，涉罚金55件，涉没收财产8件，合计占比58%；以终结方式结案的8件，涉罚金6件，涉没收财产2件，合计占比7%；以销案方式结案的2件，均为罚金刑案件，占比2%。总体来看，财产刑案件执行完毕率偏低。

　　二、原因分析

　　1.财产刑执行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在司法实践中，“重审判轻执行”“重主刑轻附加刑”“重定罪量刑，轻财产处置”的观念仍然存在，一些办案机关对财产刑执行作用的认识不够到位。具体表现为：在侦查阶段，一些侦查机关主要关注查封、扣押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工具及非法所得，缺乏对犯罪嫌疑人责任财产的必要控制；在审查起诉阶段，一些检察机关对可能被判处财产刑的被告人，没有查明其财产状况并提出财产刑量刑建议；在审判阶段，有些法官在裁量适用刑罚时更关注自由刑，对于财产刑的适用则由于缺乏对被告人财产状况的基本了解，判项往往缺乏针对性；在执行阶段，因前述阶段缺乏必要的财产保全和控制措施，造成财产刑客观上执行困难。前述程序中的共同缺陷，是财产刑执行不力的重要制度原因。此外，财产刑与自由刑执行分立，财产刑的执行情况能否作为自由刑减刑、假释的参考依据，无明确法律规定，也会影响罪犯及其家属主动履行的积极性，进而增加财产刑执行难度。

　　2.财产刑执行程序构造不尽合理。关于财产刑的性质，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惩罚权说”，认为财产刑是一种公权力依法对被告人财产权利予以剥夺的刑罚方法；另一种是“公法债权说”，认为财产刑可以视为是被告人对国家所负的债务，国家对被告人享有公法债权。我国财产刑执行程序设计采用了前一种学说，即财产刑执行由法院依职权代表国家对被告人责任财产进行强制执行，由此形成的执行法律关系为一对一的财产剥夺关系，呈现二元构造特征。这使得财产刑执行程序的启动和运行缺乏第三方的介入和制约：一方面，财产刑执行程序相对封闭。不同于民事执行程序中申请执行人、法院、被执行人组成三方法律关系，财产刑执行程序因缺少申请执行人参与而缺乏外部压力。且涉财产刑执行的诉讼，如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等，也因不能形成原告、被告、法院三方诉讼形态而无法提起。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对于财产刑执行进行检察监督的方式是发出“纠正通知”，但法律规定比较笼统，实践中检察监督无从入手，财产刑执行基本处于监督失控状态。

　　3.财产刑执行法律制度有待完善。一是因判前财产调查和保全缺乏法律依据，实践中常以证据保全代替财产保全，导致部分原本能够执行的案件无法执行。目前，相关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侦查部门在侦查案件时，有权对可能判处财产刑的犯罪嫌疑人财产进行调查，同时也缺乏针对犯罪嫌疑人财产的必要控制措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虽然规定，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与法院均可对涉案款物采取保全措施，但这种保全大多以证据保全的形式出现。对于与犯罪无关的被告人的合法财产，则不在被保全之列。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的执行对象均是被告人合法财产，上述规定显然并非是为保障财产刑判项执行而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这就导致一些犯罪分子及其亲属、相关利害关系人能够在较长的刑事诉讼程序中以转移、隐藏、处分、毁损等方式对其财产进行处置，从而导致财产刑判项无法得以执行。二是财产刑执行变更程序单一，替代程序缺失，导致部分执行不能的财产刑案件缺乏退出机制。在财产刑执行中，不仅要重视罪犯履行财产刑的主观态度，也应当考虑罪犯履行财产刑的经济基础。对于被执行人确实不具备履行财产刑能力的情况，应由财产刑变更执行程序来解决执行不能的问题。目前，相关法律虽然规定了“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情形下财产刑（主要是罚金刑）的减免制度，但对于“不能抗拒的灾祸”的具体内涵、减免程序的启动、执行主体均没有明确规定，减免制度因不具有可操作性，严重影响了制度目标的实现。

　　三、对策建议

　　1.重新审视财产刑执行性质。财产刑是被告人因犯罪行为而被判处的对国家负有给付财产义务的刑罚，除具有刑罚的强制性、惩罚性外，还具有公法债权的某些特点。基于债权的同质性，公法上债权的实现应当遵从私法债权实现即民事强制执行的一般法理，参照适用民事执行的原则、制度和程序。例如，虽然罚金刑和民事债权性质迥然不同，但是二者执行的对象都是财产，在执行的方式、财产调查和保全制度上有诸多相同之处，绝大多数确保债权实现、督促债务人履行义务的措施均可适用到罚金刑的执行中。因此，在不否认财产刑属于一种刑罚这一本质属性的同时，也要承认财产刑具有公法债权的某些特点，以此为理论基础，构建适合财产刑特点的执行程序。

　　2.探索构建检察机关适度介入财产刑执行的程序构造。现行财产刑执行程序系由法院依职权启动，缺乏对应的申请执行人。为提升财产刑执行质效，可以考虑引入民事执行程序中的申请执行人制度，即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下，适度延伸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由其作为财产刑申请执行人，敦促和监督法院及时、规范地执行财产刑。这具有较强的实际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有助于破解现有二元结构的弊端。在具体操作上，同级检察机关可以从同级法院刑事审判部门导入财产刑裁判案件明细，经过汇总分析后，以批量或单独的方式，向法院立案部门提出申请执行立案，法院立案部门对已经生效的刑事裁判应当立执行案件，有序推动财产刑执行的启动、中止、异议、变更等程序。

　　3.切实完善财产刑执行法律机制。一是建立诉前财产调查保全制度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财产状况随卷移送制度。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应当对可能判处财产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并列举清单，遇有可能转移、隐匿、变卖甚至毁损财产的情况，可先行查封、扣押，或责令财产保管人妥善保管，记录在案，并随案移送，便于法院在判决时考虑确定财产刑的数额及判决后的顺利执行。二是建立健全财产刑执行变更程序。财产刑的执行变更，是指因特殊情况不能实现财产刑时变通执行的一种刑罚执行方法。较为典型的有罚金刑的减免、延期缴纳和易科自由刑或其他强制措施等。可以建立以监狱为主、法院裁决、检察院监督的财产刑执行变更机制。被执行人拟向法院提出申请减少或免除缴纳罚金执行的，应通过监狱向法院执行部门提交申请和书面证明材料，法院执行部门在确定的期限内审查完毕后，依法作出准予或不准予的裁定。同时要赋予检察机关申请启动和监督财产刑执行变更程序的权力。

　　（课题组成员：杨晓军钟欣陈恒白月）

　　【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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